女性怀孕及产后，身体都会经历一连串生、心理的变化为怀孕、生产与母职做准备，包括：荷尔蒙变化、器官调整与大脑重塑。那男人是不是因为不是怀孕的主体而没有跟着而有所改变？
事实上，近年研究显示，男性在婴儿出生前后，同样会经历一连串荷尔蒙与神经系统的变化。这些生理转变不仅影响父亲的行为，也可能进一步影响儿童的发展与福祉。
已有研究指出，准爸爸也会有"怀孕症候群"。此外，在成为爸爸后，男性的身体与大脑其实也会为父职进行相应调整，只是这些变化过去较少被强调。
美国灵长类学家Sarah Blaffer Hrdy在其著作《父亲时间》中提出，人类男性具备完整的生物基础，可以发展出与母亲同样投入的照顾与保护能力。这一观点挑战了过去将"积极父职"视为纯文化选择的看法，转而认为其背后其实存在着生理机制。
多项研究综合指出：由内分泌与神经系统的调整显示，父亲育幼的能力并非现代的文化产物，而是人类演化中保留下来的能力。
睪固酮下降：父职的生理讯号
最早的线索来自动物研究。20世纪末的观察发现，许多雄性哺乳动物在参与育儿时，体内荷尔蒙会出现显著变化，包括睪固酮、血管加压素与泌乳素等。
美国人类学家Lee Gettler进一步将这类问题带入人类研究。他在菲律宾宿雾进行的长期研究发现：
成为父亲的男性，其睪固酮显著低于未育男性；投入育儿时间越多，睪固酮下降幅度越大；与婴儿共睡的父亲，睪固酮亦较低。
这项研究提供了重要证据，显示男性会为父职进行生理调整。
此外，多项研究亦指出：
伴侣怀孕期间，男性睪固酮已开始下降，而睪固酮较低的父亲，更倾向展现照顾行为，此外，这种变化会提升对婴儿哭声的敏感度与反应能力。
产前即开始进入"父职准备状态"
美国神经科学家James K. Rilling的研究显示，父职相关的荷尔蒙变化并非完全发生在产后。
研究发现，在伴侣怀孕仅四个月时，准父亲的睪固酮与血管加压素已显著低于对照组。且荷尔蒙越低者，与伴侣及婴儿的互动连结往往越强。
这些结果显示，男性可能在心理与生理层面，于婴儿出生前就已开始进入"父职准备状态"。至于这些变化的触发机制，是来自伴侣讯号还是心理转变，目前仍在研究中。
除了睪固酮下降，另一项重要变化是催产素(oxytocin)的上升。
研究显示：父亲在抱起新生儿或与婴儿互动时，催产素会显著增加；与婴儿互动频率越高，催产素浓度越高，此变化在孩子出生后数月内特别明显。
除了睪固酮与催产素，其他荷尔蒙亦参与父职转变：
血管加压素与攻击性与领域行为相关，在准父亲体内下降；泌乳素与照顾行为相关，在父亲体内上升。
美国心理学家Darby Saxbe的研究指出：
对未出生婴儿有较强连结感的准父亲，泌乳素较高。产前催乳素可预测日后育儿参与程度。
这些发现显示，男性在成为父亲的过程中，会出现与母职相似的生理调整。
父亲的大脑：神经重塑正在发生
除了荷尔蒙变化，研究也证实父亲的大脑会发生可测量的改变。
Saxbe与国际团队透过脑部影像研究发现：父亲在产前与产后，大脑结构与功能会出现变化。与婴儿连结越强、育婴参与意愿越高者，大脑变化越显著。
此外，照顾角色会改变大脑运作模式。
以色列神经科学家Ruth Feldman的研究提供关键证据。
研究比较不同家庭型态后发现：
在异性恋家庭中，母亲是主要照顾者，其大脑较活跃于情绪与直觉相关区域(如杏仁核)，而父亲作为协助照顾者，其大脑较活跃于社会认知区域。
在同性男性伴侣家庭中，主要照顾者是父亲时，同时启动"母性"情绪区域与认知区域。这显示，大脑的运作模式并非由性别决定，而是由"照顾角色"所塑造。
从演化观点看来，人类是具备"共同育幼"能力。
Hrdy提出，人类演化出一种"共同育幼基底"。在这个架构下：男性具备照顾婴儿的潜在能力。这些能力可能长期潜伏，需在适当条件下被启动。
这些科学发现对家庭政策提出新的挑战。
父职是被生理与神经系统支持的能力，而公共政策(如育婴假制度)会直接影响这些能力的发展。因此，政策的制订，应考虑性别角色的社会及生理基础，以落实性别平等。
